全面抗战时期，由于北碚是陪都重庆的重要迁建区，一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机构、科研机构、文化艺术机构和大专院校、工厂等都纷纷迁到北碚，使得北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，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，十分重视做好北碚的统战工作。

1939年初，中共中央统战部专门安排在延安工作的汪伦到北碚开展统战工作，重点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统战工作。临行前，组织上还交给汪伦一项重要任务，即护送病重的高士其同行到北碚，再择机去香港。

高士其，是科学家、现代著名科普作家、诗人，更是一名“战士”。他拖着病残之躯，创作了几百万字的科普作品，影响了几代青少年。他的作品被称为“科学和诗的结晶”。他被人们誉为“人民科学家”“中华民族英雄”。

1925年，高士其清华学堂毕业后，被保送到美国留学，分别在威斯康星州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化学和细菌学，取得这两个学科学士学位。1928年，在一次实验中，一个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突然破裂，病毒通过左耳耳膜进入高士其的小脑，破坏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，造成终身无法治愈的残疾。每当疾病发作时，他眼球上翻，脖颈僵直，手足颤抖，痛苦异常，左耳也逐渐失聪。美国的医生建议他回国休养，他坚持：学业未成，怎见祖国父老。他忍受着疾病的痛苦煎熬，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，1930年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毕业后回国。  

回国后，高士其南京中央医院任检验科主任。看到国民党官僚的贪腐堕落，他不愿同流合污，毅然辞职。辞职后，他来到上海，借居在好友李公朴创办的《读书生活》杂志社楼上的亭子间，靠做翻译和家庭教师维持生活。

1935年，高士其结识了《读书生活》的副主编，《大众哲学》的作者，青年哲学家艾思奇（中共党员），并成为莫逆之交。在艾思奇的影响下，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，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的吃人本质，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。 这时，他受刚刚创刊的、由陈望道主编的《太白》杂志上的栏目“科学小品”，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的启发，十分认同这种用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，撰写一些浅显易懂、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，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，又能针砭时弊，唤起民众，与反动派作斗争，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好形式。从此，他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。他的第一篇科学小品《细菌的衣食住行》发表在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，并第一次将原名“高仕錤”改为“高士其”。他说：“扔掉人旁不做官，扔掉金旁不要钱！”表明了他坚定地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的决心。文章一发表，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，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。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，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，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。尽管居住条件很差，夏天又闷又热，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。从1935年到1937年的两年中，他写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和论文，汇集为《抗战与防疫》《细菌自传》《细菌与人》《细菌的大菜馆》和《我们的抗敌英雄》等文集。人们称赞他的作品，既是科学小品，又是革命史诗。

高士其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，在创作的同时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，与陶行知合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，用科学文艺教育小读者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关头，高士其拖着近乎瘫痪的病体，从上海出发辗转千余里，走了三个多月到达延安，是最早到达延安的科学家之一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亲切地称赞他为“中国红色的科学家”。在陕北公学，高士其与其他同志共同发起组织“国防科学社”，举行“自然辩证法座谈会”、“革命医学座谈会”、“细菌学讨论会”等，还经常参加边区文协组织的诗歌朗诵会等活动。1939年1月，他向党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在三个月后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由于他的疾病进一步恶化，而延安无条件医治他这种病，组织上决定送他去香港治疗。

1939年4月，高士其和汪伦离开延安，前往重庆。到重庆后，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居住了一段时间，高士其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悉心关照。随后，高士其又与汪伦到北碚居住了两个多月，得到卢子英的热情周到接待。因为汪伦开始没有固定住处，在卢子英的安排下，高士其先在清凉亭与陶行知同住。后来，在汪伦搬到伍家湾，有了固定住处后，高士其又迁到汪伦处居住。

初到北碚，高士其就受到正在北碚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的亲切接见。

在北碚期间，高士其、汪伦与在北温泉修养的吴玉章、叶剑英四人组成了临时党小组，一起过组织生活。

临去香港之前，高士其又在汪伦的陪同下，到北温泉，与在那里修养的吴玉章、叶剑英告别。在那个令高士其终身难忘的上午，两位领导人十分关心高士其的身体，高士其向两位领导人汇报了自己到北碚后的情况，特别是陶行知提议他去香港治疗，卢子英为了去香港治疗捐助1000美元北碚的情况。临时党小组同意高士其去香港治病。他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。 临别时，吴玉章还把他的老友曾育隽从香港送给他的牛奶罐头四瓶，转赠给高士其。